在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多次提到《万历十五年》这一历史著作，尤其是玉良书记，将此书作为案牍之书，一再提起。《万历十五年》一书在我看来是描述帝国衰亡之始，在剧中是否有什么深意呢？小说和剧本创作者的意思我不敢妄自揣度，便谈谈对书的看法吧！
《万历十五年》出自于著名史学家黄仁宇之手，黄老以“大历史观”闻名于世。所谓“大历史观”，着眼处无非两点，一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宏观思维，二是历史时段的延长思维。比如说，单个的历史人物是微观的，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则是宏观的；某些历史事件在较小的历史时段里有正面或反面影响，在较长的历史时段里则有相反的影响。“大历史观”则强调历史的宏观意义，以独特的视角来解读。
因此，《万历十五年》一书虽然看似写的是1587年的事，但实则是以小见大，描述了整个明中后期的社会状态，并映射明王朝大厦将倾的征兆。明史学界有一句话，“明亡于万历”，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此书的影响。
《万历十五年》一书分7章，着重描写6个人，分别是万历帝朱翊钧、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身份分别是皇帝、当朝首辅、已故首辅、道德官僚、名将、思想家，这大致上囊括了当时社会的几大势力。一、旷班皇帝朱翊钧
朱翊钧是明朝极富传奇性的一位皇帝，不仅创下了在位时间最长的记录，也创造了不上朝时间最长的记录。漫长的在位时间起承转折，有懵懂的少年时期，有进取的青年时期，有懈怠的中晚年时期。这样复杂的经历，很难三言两语地概括清楚。明朝是个很奇特的王朝，它在当时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高峰，也形成了最早的“三权分立”的格局。在信息传播效率极其低下的时代，高度集权本来是异常艰难的，明朝完成这一创举，有赖于思想集中与行省制度两条线。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在历朝历代均有发展。在明朝最突出的发展方向便是“明朝科举”和“四书五经”，有明一代，科举内容限定为“四书五经”，答题方式限定于“八股”。从大历史的角度，这禁锢了思想，自然是该批判的。但从短期来讲，这种思想禁锢也减少了争议，使得明朝士大夫在思想上的高度统一，这种统一有利于中央集权。“行省制度”起源于元朝，被明清继承发扬，它有别于郡县制，实行行政分级管理。地方的“有限分权”既便于管理，又能受制于中央。“三权分立”则是皇权、文官、宦官，在名义上的三个团体。实际上明朝宦官是依附于皇权的，因此所谓“三权”其实是“两权”对立。宦官常常是皇权给文官们制造出来的反对派，以确保自己居高裁决的地位。由此可见，明朝在制度上创造出了势力极大的“文官集团”，这个复杂的团体左右了明朝的政治势力。
朱翊钧跟文官最大的冲突就体现在“立储”一事上，立储这件事不单单贯穿了万历年间，还对后来的明朝局势造成了巨大影响。由这件事情割裂的明朝政权，此后再也没有愈合过。因为思想上的过度统一，明朝可以称得上是历朝历代中最纠结“礼法”的时期，皇权也因此被大大地限制住了。明朝的官员在礼法问题上显得格外执着，甚至悍不畏死，以死谏为荣。朱翊钧的爷爷（嘉靖帝）在位时就有皇权跟文官关于“大礼仪”之争，结果虽然嘉靖帝技高一筹，但这次争端也使得嘉靖帝变得惫懒，也创造了二十年不上朝的记录。万历帝在这一点上却没有拗过文官集团，他熬了四十八年皇帝，却没有指定继承人的权力，由此可以猜想他该是如何心境。“立储之争”的影响主要有这几个方面：1.万历出于赌气，延迟太子朱常洛出阁读书，进一步影响了后来的天启帝；2.文官反对册立福王朱常洵，进一步影响明亡后是否支持福王一脉的争议；3.造成皇帝的心理懈怠，三十年不上朝进一步隔绝朝臣，大批朝政无人处理，大量官职空悬，官员的理政能力得不到锻炼；4.加剧了文官集团的“抱团”思维，后期党争尾大不掉。正是因为以上四个后果，才出现了“明亡于万历”的说法。
万历帝虽然无力改变帝国日渐迟暮的局面，但他仍是个该批判的皇帝，他不够努力，更不够负责。近三十年的甩手掌柜，无疑加剧了帝国的滑落。这一点，他比孙子崇祯皇帝差太多！二、和事佬申时行
申时行于万历十一年成为内阁首辅，万历十九年退休，首辅位上约莫九年。跟前任张居正相比，申时行的首辅生涯是窝囊的，他想着弥合皇帝跟文官集团的裂痕，但却无可奈何，只落得个“首鼠两端”的评价。在明朝的朝堂体制下，皇帝类似于总统，首辅类似于政府总理，言官类似于反对派。由于文管系统过分执泥于道德教条，缺乏变通，所以皇帝也难有作为，就更不用说首辅了。当然，在政治强人时代，一切的反对派都是纸老虎。但申时行不是张居正，他没有任何手段柔和地解决立储之争。总地来说，申时行在立储一事上是个温和的反对派，他赞同立长子为储君，但若是皇帝极力反对，他也绝对不会宁死不屈。事实上，朱常洛虽是长子，但也不算是嫡子，这种身份上的地位实在没有必要过度纠结。但是明朝的统治维系于伦理道德之上，一切道德上的瑕疵都会是文官们利用的武器。尤其是言官，以反对皇帝为荣，自然不会允许这种道德瑕疵出现。对于能力高超的皇帝和首辅而言，这或许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但对于朱翊钧与申时行而言，则成了左右为难的大事。
朱翊钧因为立储之争生了懈怠，申时行则更早生了懈怠。首辅的这种逃避无疑开了一个很坏的头，申时行在和事佬未能如愿之后，选择了在剧烈的争议来临之前退休，他既无太大的担当，也无太大的能力，最终只能一走了之。申时行在位或许解决不了问题，但是走之后则使得冲突毫无缓冲余地。申时行的无力与朱翊钧一样，既无能调和一时的矛盾，更无力改变整个帝国的体制惯性。三、死不瞑目张居正
张居正无疑是个能臣，以至于其光芒盖过了同期的其他阁老大臣，也盖过了皇帝。历来改革之事能够成功的案例都屈指可数，改革需要深明弊端，更需要找到良策。在历史的后头往前看，或许只是几句话的事情，当身处当时，则实有千难万险。
可惜到了万历十五年，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看似留下了一个风光的开始，但是却造成了最大的变数。自古功高震主乃人臣大忌，张居正改革的功勋是一目了然的，这样强势的ceo，董事会也不敢轻易将之罢免，就像如今格力的老总一样。所以张居正身前一言九鼎，死后却遭积毁销骨。连万历帝的母亲李太后都曾警告，张居正能行“伊霍之事”。作为母亲，这句话多是出于恫吓，与现在常说的“不听话警察要来抓”差不多，但这对于年幼的万历帝却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威权性质下的教育，常常会在后来出现强烈的反噬。万历帝对张居正的反噬则是“抄家”。
张居正不单单是威权加于年幼的皇帝，也加在了全体文官身上。其倡导的考成法的确起到了整顿官场的作用，但也让广大官员们戴上了枷锁。吏治向来是个大问题，历朝历代都是如此。道德强化没有用，严峻刑法也没有用。而最要命的是，张居正是个实实在在的“双标”裁判，对待文官他苛刻严厉，对待自己则非常宽松。其后也遭到了文管系统的反噬。
张居正的道德双标对万历帝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这种价值体系的冲击，无疑导致了万历帝对于文官的极度不信任，甚至反感，疏远。这种变数也使得张居正的改革成就在短期内付诸东流，甚至朝完全相反的道路上行进。同时，文官集团也开始警惕“独裁式”CEO的出现，互相攻讦之事成为潮流。而承平两百年的大明王朝，终究之后也无法再出一个张居正来力挽狂澜。
但如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与一个有能力的皇帝一样，可遇不可求。一个能臣也无力改变历史的根本环境，唯一能做的是在有限的人生历程里，打造一个短暂的盛世。我们可以说张居正这样的人物已经做到了他能做到的最好的地步，他的贡献虽然是短暂的，但对当时受益的千千万万的人来说，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四、道德洁癖的海瑞
明朝文官对于伦理道德的执着，在海瑞身上体现到了极致。海瑞在道德上是有着崇高信仰的人，他对于道德信仰的忠诚几乎达到了明朝的巅峰。这种极端例子的确也只有明朝的特殊体制能早就出来。但是这样一个道德洁癖的完美官僚，无疑也无法解决复杂沉重的社会问题。
道德一向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儒学是建立在道德核心上的思想体系，其对君主的仁的要求，对臣的忠的要求，对子的孝的要求，以及其他种种诸如节、义的要求，都是道德范畴。这种教化要达到最终的目的，无疑是极为艰难的，而且从根本上不符合人性。但正如书中所说，“即使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甚理想，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假如没有这些观点和原则，政府靠什么而存在？”的确如此，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正义性都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虽有别于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建立在宗教的根基上，但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海瑞这样的道德模范是无法在这样的体制下被击倒的，即便是皇权，也得慎重。一旦海瑞被推到皇权的对立面，也就意味着维系帝国的道德体系被推倒了皇权的对立面。如此一来，万千臣民的“忠”还如何倡导？
因此，海瑞的无力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无力，即便他一厢情愿地相信“若人人都献出一份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也无力创造“人人都献出一份爱”的理想国。五、憋屈的名将戚继光
戚继光自然是一位才能卓著的将领，有明一朝都能排的上号。但是明朝的体制下，文官注定要重重地压在武将之上。明朝的武事吸收了唐宋两朝的教训，既打压武人，不让武人染指财权和人事权，也不像宋朝那样让文臣领兵。这种做法已经是当时的历史限制下能取得的最好方式，防止了武将擅权，杜绝了武事偏废。所以到了万历年间，已经算得上是帝国晚期，依然打赢了“三大征”，并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当问题需要用战争来解决时，实际上就彰显出了政治上的无能。戚继光最惹人注目的功绩是东南沿海的抗倭行动。而实际上倭寇泛滥实乃明朝政治上的狭隘，本该在政治上解决的事情没有解决好。倭寇祸患起源于政府对海上贸易的禁令，中国历史长期是以农业立国，贸易的事情于当政者看来是弊大于利，因此长期得不到重视。但失去了贸易，便只有强抢的途径来“互通有无”了，这也正是倭寇之乱的由来。
当文官在政治上举措失当时，便只有武将能用最根本的办法解决问题了。但一个政权一旦建立，对武事的提防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明朝的武将在文臣面前依然谈不上什么尊严，毛文龙虽然官居二品，但也轻易被袁崇焕一个五品文官给斩了。所以武将对于文官集团而言就像是尿壶，这种地位上的差别导致武将长期地承受憋屈。与戚继光同时代还有一位名将，即长期驻扎辽东地区的李成梁。李成梁就比戚继光“聪明”，他懂得养寇自重。寇一旦都灭了，武将这把刀也就不需要了，所以当戚继光平息倭寇之后，他就注定了要被马放南山。这就是体制上造成武将们的自私，也正是由于这种自私，李成梁未能把握好“养寇”的节奏，最终养出了努尔哈赤这样的猛虎，他建立的女真政权取代了明朝。
无论是戚继光还是李成梁，无论是无私还是自私，都无力改变文官集团对武将集团的压制。这种压制也许对个人而言是不平等的，但对于整个帝国的运转是有益的。六、试图思想突围的李贽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明朝的思想禁锢之下，自然也培养出了李贽这样的反叛者。李贽与海瑞相当于道德思想上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拥护，一个是极端翻盘。从今天的历史角度来看，李贽是值得提倡的，海瑞是值得批判的。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思想突围的李贽不能获得广泛的认可。当然，在那样的思想高压下，他不乏支持者，但是基于科举制度对权力的垄断，他这样的“异端学说”永远不能得到政治的支持，进而在社会上突围成功。
任何一种思想，一旦与政治结合到一起，都会变得极难撼动。李贽无法以他个人的力量突破一千多年的传统限制，他只能在这张大网里左冲右撞，离经叛道地追求自己的个性。强大的禁锢只有更强大的力量才能打破，也只有到了近代，科学体系展现出来的巨大优势方能叫所有沉浸在旧思想里的人清醒过来，但李贽无论如何也不能突破他的限制！结语
每一个朝代在建立时都会吸取以往的教训，但是事实上没有哪个政权真正解决了问题发生的根源。政权要长期具备调和矛盾的作用，看似是个简单的问题，实则很难。掌握政权的不是机器，而是一个个人。作为社会参与者的官僚们如何不用裁判权为自己谋私利呢？依靠道德显然是不够用的。在今天我们也许会说要靠民主监督，但是在那个时期，民主的效率浪费是社会承担不了的。
一个依靠道德维持庞大疆域的帝国，其解决矛盾的形式必定是笼统的。而更重要的是，道德标准往往违背了人性，就像大部分官僚那样，道德是他们的武器，并不妨他们用来贪腐，用来争权夺利。这样的体系愚弄的是底层人民，也终究不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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