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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张艺谋一眼看中的小说,改编后都成为了电影艺术的旗帜
2019-09-02 16:20:58   来源:东方头条   

作为我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中的代表人物,张艺谋在银幕上的创造性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事实。张艺谋电影广受好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出色的“色彩”驾驭能力,这与他在之前曾从事多年的摄影工作不无关系。

张艺谋在正式做导演之前,曾是几部著名影片的摄影,如《黄土地》、《大周兵》、《老井》等。一部电影中,摄影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对张艺谋来讲,影片收获的好评是其次,更多的是通过这几部电影的实验,逐步造就了他对电影艺术的独特理解,使他对于影片画面的构图、色彩、视角以及主题的表现等方面有了更加吻合银幕规律性的感悟。

历数张艺谋导演的代表性作品有:

《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中国电影最高奖金鸡、百花奖;法国第五届蒙比利埃尔国际电影节银熊猫奖);

《菊豆》(获第43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第6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第35届巴利亚多里德国际电影节金穗奖;);

《大红灯笼高高挂》(获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意大利电影大卫奖最佳外语片,成为第一部获得该奖的中国电影;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

《秋菊打官司》(获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百花奖;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活着》(获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人道精神奖;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奖;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获第4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技术奖;1995年全美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洛杉矶影评人协会、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提名);

《一个都不能少》(获第5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佳影片大奖;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等);

《我的父亲母亲》(获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等);

……

不难发现,这些获得世界性艺术荣誉的影片,无一例外都改编自国内的优秀小说作品:《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红高粱》;《菊豆》改编自刘恒的《伏羲伏羲》;《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秋菊打官司》改编自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活着》改编自余华的《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改编自李晓的小说《门规》;《一个都不能少》改编自施祥生小说《天上有个太阳》;《我的父亲母亲》改编自鲍十的小说《纪念》……

之所以要指出这一早已为文学界或电影界熟知的情态,目的当然不是指责影视编剧的创作能力,而是为了探讨另外一种事实:张艺谋出于怎样的考虑,是什么吸引了他,让他对这些小说产生了浓厚兴趣,以致于把它们转换为相应的银幕故事或光声影像。

当然,其中的缘由必然会很复杂,也不排除偶然因素的存在,但不管怎样,张艺谋选择并认可的这些小说,从侧面也可以说明,至少在艺术观的某些方面,他和原著作者一定拥有某种审美的共通性。

张艺谋习惯选取底层生活的题材,然后从“人的生存”切入,从细微处层层剥离生活的本真,将生存中那种最微妙的东西准确地传达给观众。他的早期电影,题材都很厚重,而这种沉重只是来源于影片中的生活本身,而不是那种解释人文历史的哲学负载所带来的接受意义上的沉重。

小说《红高粱》、《伏羲伏羲》、《妻妾成群》和《活着》讲述的都是过去的故事,是从不同视角透视中国社会及其文化意蕴。虽然《万家诉讼》描写的人事及背景是最近的生活状态,但是在题材背后所隐藏的依然是一种与过去相连的精神现实。可以说,反映中国人的过去、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内容,几乎构成了张艺谋选定的这些小说的共同点——或是相通的理解脉络,或是相通的感悟区域,或是相通的“寻根”指向——作者都在用不同的视角回顾、观照和反省,然后对今天的生存状态作出了可靠的判断与把握。

小说的创作,在于经由文字语言而给读者提供一种想象(或补充想象)与品味的空间,在叙事长度(时空)方面几乎不存在限制,但电影的创作则是另一种艺术思维的结晶,完全不同于小说的创作。

对小说来讲,作者面对的是读者。读者看小说时,通过书中主要人物的眼睛,从他的视野角度欣赏着逐渐展开的故事线。读者从中可以偷窥到不同人物的思想、感情、情绪、记忆,乃至梦境、理想和观点等等,是与小说中的人物共同经历、共同分享故事中的情绪和发生的一系列遭遇。电影所打交道的是光影,是画面,是声音,其本质是同影像打交道。可以说,电影是一个由画面讲述出来的故事。

将一部小说改编成剧本,然后搬上银幕,无论是对原著小说中情节的取舍和选择,还是对原著故事的重新组装和重新结构,或者是另外赋予某些全新的变化,都会体现出作为电影导演的个性化特点和审美趣味及品位。

导演必须依据自己对于电影艺术或电影创作的理解,即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自己的艺术观的牵引与指使下,对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结构、细节场面,乃至开场与结尾,都得进行一番通盘的权衡与精心的选择,从而重新组装成吻合电影艺术基本规律的银幕形象。

影片《红高粱》,是张艺谋对自己的创造性最为满意的作品之一。同样,小说《红高粱》,也是莫言最为出色的佳作之一。

这部小说的素材来自莫言的故乡。莫言说,他生在那里,长在那里,他的根在那里。书中,他向人们展现了一个类似“神话”的世界,而“人的生活,人的命运则”在“神话的氛围”里徐徐展开。电影《红高粱》在保持小说原著创作动机或最核心的寓意的基础上,完美地实现了张艺谋自身对艺术理解及审美追求。

他对原著的故事内容实施的变动增删与总体梳理,是一个导演对艺术的敏感和个人对艺术的追求和品味。譬如《红高粱》这部影片中,对于“颠轿”与“酒”的场面的突出与强化性处理,就是为了凸现作品“推枯拉朽”、“热火朝天”的“热烈”,为了那种“激扬民性”的主旋律。

改编后的故事,在保留了原著小说叙事张力的同时,搭配上凄泣悲壮的唢呐声和血一样鲜红的红高粱,既悲怆又浪漫。较文本而言,又拥有一种悠远的神秘感,创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的表达方式。实事求是地说,影片在弘扬民族精神或百姓情性方面,要比小说显得更高昂且更粗狂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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