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 （苏珊·桑塔格）
“几百年来，女人一直被用做镜子，那镜子具有把男人的外形以其自然大小两倍的方式给照出来的似魔术而又令人愉快的力量……不管镜子产在文明化的社会里会有什么用途，对于一切暴力和英勇的行动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大家都还记得玛丽莲·梦露，作为美国电影学会“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她在1962年5月19日为约翰·肯尼迪总统演唱《生日快乐歌》，凭借《热情似火》获得了喜剧类最佳女演员，可是她却在36岁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通过这一现实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在20世纪60年代的生活处境和情感状况。她们或多或少无法适应或者面对强大的社会传统，而这一传统是几千年形成的。
面对如影随形的钳制，知识女性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努力过程？她们在文学作品的表现又是如何？她们会不会通过现实不断努力和文学不断书写获得一种新的生命？
一、知识女性出现的客观环境
20世纪是一个充满着混乱和焦虑、无理性无核心价值观的世纪，也是一个各种文学主张和流派争相登场的世纪。拜伦式的浪漫主义已经激动不了在20世纪英国作家的灵感，对于那种充满明确爱憎分明的狄更斯时代的模仿也显得有些过时，因此，20世纪英国小说更多地探索某种变化，寻找相应的叙述内容和形式。
这种变化是与时代形势和战争氛围联系在一起的，表现最强烈的要数对现代性的认识：技术的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福音，而是带来了战争及其影响下的生存荒诞感；人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动荡和分裂。大众文化和“伟大的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1900年前后，技术复制达到的水平不但使它将所有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变成了复制对象，使艺术品的影响受到了最深层的变化，而且使它在艺术的创作方式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一方面对“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不离不弃，并还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渴望，“社会遵循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城市不懈地逐年扩大；财产愈来愈多；越来越多的汽车在街上出现；人们比他们的祖先更聪明，更好——最后，我们将自动地逐步达到一个使人受不了的、单调乏味的公民的理想国，那里没有犯罪、没有痛苦、没有戏剧性的事。”另一方面对曾经岁月心有所系，不愿看到这种社会文明进化论所带给人们的不利影响，诸如疾病、战争、工业污染、种族歧视、城市拥挤和噪音等等。
20世纪的这种社会文化语境给妇女定义自己与传统角色不一样的地位和身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工业技术的进步让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妇女也从狭小的家庭生活走向了工厂等公共场所；战争的爆发使妇女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责任去利用新工具和新技术来保卫自己的家园和祖国，也打破了妇女之前不能进入许多只有男性才能进入的职业的樊篱。“大部分妇女都放弃了许多从前被认为理所当然要做的家务，因为工业所提供的比家庭妇女做出的东西价廉物美、更为实用，因此，至少是在城市，这些家务都省去了。”
妇女在新的职业和生活领域也必然让她们产生新的想象和意识，对原来的各种习以为常的社会存在和意识存在有了新的视角和认识。其中最显著变化的要数知识女性，她们因为教育权的获得而大大提升了自身的智力和学识水平。如果说19世纪只是少部分妇女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的话，那么20世纪的妇女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里的活动则呈现出集体化倾向。
二、知识女性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出现
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知识女性在现实和小说中的出现不仅丰富了20世纪英国文学，也给英国文学人物画廊里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知识女性作为现实和文学中的群体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现实力量和美学力量，“从深层的意义上说促进了人类两性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存，从而提升了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
知识女性与小说的关系可谓历史悠久。伍尔夫认为在19世纪初期，妇女因为得不到正规的文学训练，加上法律、习俗和举止等方面的束缚，妇女只能用小说来进行“性格的观察和情感的分析”，而且这种体裁比较年轻，柔软可塑。
因此，在19世纪出现了简·奥斯丁、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等为代表的妇女作家，她们的创作也被载入英国文学的经典行列，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青睐。无论在文学世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女性成为群体并逐渐为人关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第一，不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笔下的知识女性，被当作主要人物形象写进小说中也经历了复杂的过程。
第二，知识女性的“思想”或“意识”发展到20世纪，呈现出多元特点。
第三，知识女性从被贴上性别的标签到为这种标签祛魅，时至今日还在进行着。
“从性别的角度历览英国文学史，我们发现：上自堪称英国文学源头的史诗时代，下至18世纪，鲜见关于女性作家的记载和评价。即便是戏剧家和诗人辈出的文艺复兴时代，文学也是清一色男性的。”（伍尔夫）
在1860年之前，英国妇女获得正规教育的机会较少，而且还常常被法律所钳制，“在法律上夫妻是一个整体，妻子如果是单身女人的话，将会失去她的所有权利，因此她的存在完全为她丈夫所限制。作丈夫的为妻子的行为负责，妻子生活在丈夫的保护之下。”在这一时期，“女性的职业主要是家庭教师、学校教师或纺织工人，其他社会职业一律对她们关闭。早期女性受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她们具有谋生的本领和参预社会竞争的能力，而是纯粹为了教导她们装饰自己，追求所谓‘名媛淑女’之时尚，好让她们找一个理想的丈夫。”
伍尔夫在《妇女与小说》中也看到了性别歧视的存在给妇女，尤其是知识女性的“经验”的重大影响：“即使到了19世纪，女人也几乎完全生活在她的家庭和她的情感中。尽管19世纪的女性小说很出色，但女作家由于其性别而被排斥于某些经验之外这一事实仍在其作品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无可争辩，经验对小说有巨大的影响。”
通过考察妇女的这种历史状况和当时文学创作的“局限”，我们发现文学想象中的女性和实际生活中的女性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想象中，她最为重要。而实际上，她则完全无足轻重。从始至终她都遍布在诗歌之中，但她又几乎完全缺席于历史。在虚构作品中，她主宰了国王和征服者的生活，而实际上，只要父揖把戒指硬戴在她于上，她就是任何一个男孩的奴隶。在文学中，某些最有灵感、某些最为深刻的思想从她的唇间吐出。而在实际生活中，她却几乎不识字，几乎不会拼写，而且是她丈夫的财产。
这种巨大的落差直到工业革命和妇女运动的逐步开展才有所改变。1856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有组织有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随着妇女运动的蓬勃开展和工业革命的逐年深入，妇女要求平等权利和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于发表了《妇女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Woman and the Female Citizen）。
三、知识女性：必须面对文学想象和现实生活的矛盾
20世纪前后，英国一方面作为工业巨头仍然享受着“日不落”帝国的最后荣光，可以从殖民地获得很多利益，另一方面因为技术的落后和经济实力的下降，其经济政治的霸主地位为美国和德国所威胁，伦敦的影响力已是日薄西山，维多利亚时代的自信和荣光开始动摇，国内滋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因素。这种形势也给知识女性带来了很多机遇，“1918年春，考虑到妇女在战争中的贡献，赋予妇女选举权使选民范围扩大。”
著名学者安娜·梅乐这样描述这些“变化”：“在19世纪末期，随着印刷术的普及，报纸、杂志、公共图书馆、妇女咖啡馆和社团组织都纷纷出现，它们给妇女提供了一个可以像男人那样交流和分享公共观点的地方。女性文学表现出多样的风格——诗歌、戏剧、历史、政论、散文和文学批评，尤其以小说最为繁盛，为当下时代的政治和文化风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战后工党执政后，“1944年教育法得到了贯彻，把义务教育的年限提高到十五岁，并提高学校的文化、技术和现代化水平，发给大学奖学金，而且采取一些措施使受教育的机会均等。”“一九四四年通过德法案，通过提高未毕业而停学者的年龄，和把教育制度细分成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这样几个阶段，已经激进地改造了公办教育。”
1944年以后的“女性可以进入商业和工程院校就读，甚至包括那些著名的院校。女性教师逐年增加，这种现象使得男性教师开始担心失去他们应有的地位。妇女也可以进入公共领域像男人那样工作，比如在咖啡厅、酒店、商业机构、银行和政府机关等。”
她们已经取得了选举权、财产权和孩子监护权，她们因为受过高等教育更有机会成为医生、护士、律师、教师、艺术家和小说家等，她们可以经商，创办和管理企业，也可以策划和组织大型活动。她们已经完全融入公共生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知识女性的出现最能体现20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变化”事实，尤其是在英国政府通过教育法案以后，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单身女性也越来越多，她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借助家庭或丈夫来生存，这对于提高女性的自我认识和形成具有一定深度和规模的集体认知都有极大的帮助。
20世纪英国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有两个值得重视的方面：一是时间划分的合理性，二是时代背景给予作家创作素材的限度。是不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分界线呢？其实，战争的结束并不代表一种新的小说样式马上产生，任何艺术门类的诞生必然会经历一个积累的过程，其诞生后也必然会有一定的寿命，不管其存在时间的长短如何。另外，每个时期的艺术创作虽然有主流和边缘之分，但是并不代表边缘不存在。
二战后的50年代是一个过度期，也是人们深刻反思文明、现代性和自由主义传统的时期。战后的小说叙述便带着这种反思性。伍尔夫感受到“1910年前后一切都变了”，相信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作家会有更深刻的“变”的感受，这种“变”是对存在的质疑，是对人性的质疑。50年来人们不得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反思自己的存在处境，探究自己的道德状况。人们意识到，坍塌在战后废墟中的不仅是各国的首都，不仅是战前的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而且是那种总的知识氛围。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观念不可能保持原样了。对人性的理解也不可能保持原样了。
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女性是经历这种动荡和剧变的最深度体验者，她们在文学中就不可能保持某一类固定形象不变，她们对哲学、宗教和政治等的观念都会有不同的审美体验，她们所要展现的是一种多元化的、未被某种理论或秩序所限制的思想形态。男女的世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男人少不了女人，女人也少不了男人。绝对自由的女性是不存在的。
男作家和女作家笔下的知识女性都值得重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来莘的《金色笔记》，戴维·洛奇的《好工作》，C.S.刘易斯《裸颜》等，都描写了知识女性形象。知识女性并不是女作家书写的专利，知识女性也不只是作为女作家表达女权意识的出口，因此，如果仅仅对女作家笔下的知识女性作性别差异、女性主体、女性传统和后女性主义等批评，势必影响甚至削弱知识女性作为社会个体、文化成员和审美主体等人类意识中共通的东西，形成一种“分离主义”批评。
文学中的知识女性形象被男作家或女作家书写，无论其中有着怎样的“性政治”和各种各样的“傲慢与偏见”。文学批评具有男性和女性的双性视角显得尤为重要，“仅仅书写男人绝不是在书写普遍的文学”，同样，仅仅书写女人也绝不是在书写普遍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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