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精神类疾病的康复治疗需要多专业合作，而“艺术治疗”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疗和康复方式越来越受到精神治疗康复机构的重视。那么，什么是针对精神疾病的创造性艺术治疗？它在我国有什么样的实践？有必要对它进行规范化评价吗？怎样运用艺术治疗让精神障碍人群拥有更好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空间？前不久，由“亿派（创造性艺术治疗）学院”主办的“创造性艺术教育与治疗”国际在线系列论坛邀请了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孟沛欣与当代艺术家郭海平。作为我国艺术治疗的开拓者，他们就上述问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南京“原生艺术工作室”的原生艺术家小龙创作的《赛文飞进宇宙》（37×57cm，马克笔）
1 精神治疗的前提，是治疗对象的充分表达
“在我们的印象中，很多精神病人都是一种失语的状态。临床中发现，给这个群体造成最大创伤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自尊受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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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平：
什么叫创造性艺术治疗？以我个人在艺术中的理解和感受来讲，我觉得它是我们的生命思维、精神心理在遇到障碍的时候，被激发出来的一种创造性表达方式。它可以调动人的潜意识甚至更深层次的集体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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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沛欣：
学术界对创造性的定义，就是将几个相距甚远的元素连接起来获得更多的空间。其中，“连接”非常重要。一些是现有的元素，一些是完全不属于你甚至是无形、陌生的元素，如果它们之间没有联系在一起，那就不叫创造，叫空想。总之，因为每个人的不同，创造性艺术治疗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它是一份内向的探索和挖掘，最终的结果是使人赢得更广阔的生命空间。近年来，我们国家艺术治疗的实践逐步兴起和发展起来。在这一学术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从建立硕士点、博士点发展到明年要开设本科教学，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氛围。但随着艺术治疗开展形式的多样化，再加上业内缺乏行业标准，慢慢地，大家也有一些困惑。比如，有人可能只是自己静静地画一幅画、跳一段舞，就能感到一种治愈和平静的感觉。那么，怎么判断专业艺术治疗的疗效？艺术治疗的研究样本量应该是怎样的，创造性究竟该如何体现？它的运作机制到底是从大众人群中筛查出有精神症状的群体，还是让有精神或心理异常的人恢复健康回归社会？因此，我认为艺术治疗需要有一个平台，让大家有相互质疑、讨论的机会，破除一些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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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平：
我从事的工作是为精神障碍人群提供一个方便他们用艺术形式自由表达自己心声的环境，为他们精神的健康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这个工作我已经做了13年。这些年中，我发现了很多有些奇怪的现象，在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中，现在我们听到的更多是来自专家、学者和医院等方面的声音，却很少听到病人自己的反馈和心声。其次，我觉得单纯依靠医疗技术的手段是有问题的，有时候还会因为过度治疗而适得其反。另外，我们对精神障碍者个体差异性的尊重和包容方面做得非常不够，不仅如此，还存在着严重的歧视。而原生艺术，就是为这个人群独特的精神属性提供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我这些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项服务对他们来说，不管是对疾病的康复，还是对融入社会方面都有显著的成效，而且也得到了患者、他们的家庭和社会的充分认可。我们的工作，就是倡导一个平等互助的理念，让他们的弱势转换成一种创造艺术的优势,由此来拓展公众的精神视野,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居高临下地同情他们。事实上，他们在很多方面还会让我们很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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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沛欣：
没错。在我们的印象中，很多精神病人都是一种失语的状态，我们甚至还会在影视剧中看到，精神病人常常是被强制性地管控起来的。在我的临床中发现，给这个群体造成最大创伤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自尊受贬。心理学中有个名词，叫“自我概念”，它包括社会身份、自尊水平、社会连接能力、自我效能感等等一系列的指标。心理学家和临床可以借助一些手段，让这些指标量化，并建立相应的模型，进而以此对精神病人提供医学以及其他方式的指导和帮助。在人的一生中“，自我概念”是一直在变化的，但不论外界环境如何，人对自我的认定都非常重要，这也是心理和精神健康的关键。郭老师在做的，就是让人们的“自我”充分展现在绘画上。从这些视觉呈现上，研究者可以从中提取数据，看一看，是社会关联上出了问题吗？在什么地方出现了沟通受阻？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田野调查和基础研究数据，可供研究者转换成学术语言，进而让更多人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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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平：
孟老师是一位心理学者，她的出发点是建立在医学基础之上的。而我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来看，觉得我们应该跳出一个封闭的专业知识系统，更全面、完整地看待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它与生物、化学世界有着本质的不同，无视这种差别，我们想帮助病人的好心极有可能会办成伤害到病人的坏事。所以对于精神病人的治疗和康复一定不能缺少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系统的支持。
原生艺术家小龙、妞妞正在工作室画画。
2 精神病人的康复，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
“我们常说，一个被贴上‘病人’标签的人本应得到更多照顾，但事实上他们反而因为是‘病人’而有可能失去许多应有的权益。我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为改变这种环境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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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沛欣：
事实上，作为国内艺术治疗的专业研究机构，我们一直很期待和郭老师所代表的艺术机构进行融合，建立研究基地。我知道，郭老师身上有很多荣誉和奖项，也收集了很多精神障碍人群一手的资料。但是作为一个公益性质的民间组织，您的事业何以为继？您考虑过未来 5年、10年的规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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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平：
确实，我们现在缺少的正是学术方面的介入。在机构的维持上，近两年虽然有政府提供的支持，但仍然面临着各种生存的挑战。如果能有与院校和学术界的合作，肯定会进一步促进机构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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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沛欣：
是的，您这边掌握着很多精神障碍人群自发的表达，成为了学术研究基地后，更便于政府和社会的资金投入，合作单位也可以安排学者来访，让机构运作更为有机和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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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平：
刚才说过，精神病人的康复，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而现在，我们过多依赖于政府主导的行为，社会力量一直没有调动 起 来 ，这 些 都 涉 及 到 制 度 的 建设。面对现实的困难，我只能告诉来到我们这里的这些特殊人群和家庭，要做好自助的准备。这是非常无奈的，本也不该如此。我们现在要想与学术机构合作，肯定也将面临体制内外对接方面的障碍，因为民办的社会组织与体制内的机构对接时往往困难重重，而各种资源又大都集中在体制内的机构中。这种局面不改变，社会民间力量的潜能和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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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沛欣：
我也曾为艺术治疗而在全国的高校做巡回讲座长达 5 年，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做这一行真的需要坚守。但我想，这也关乎“艺术”二字的本源，它不只是赚个钱或者做个展就没事了，艺术从初生那一天开始至今，其核心一直是服务人心的，这个点不能丢。我很想问问郭老师这些年是怎么坚持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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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平：
我其实没有把自己与精神障碍群体看成两类人。人都是有缺陷的。我有我的弱点，他们有他们的弱点，各自的优势也不相同。我唯一比他们好的，就是没被社会贴上“病人”的标签，而被看成“中国好人”“艺术家”，所以我比他们的生存空间更多一点。我们常说，一个被贴上“病人”标签的人本应得到更多照顾，但事实上他们反而因为是“病人”而失去了许多应有的权益。我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为改变这种环境发挥积极的作用。一个社会弱势群体过得不好，我们肯定也会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3 让全社会对精神类疾病有一个“新定义”
“艺术在心理治疗中最大的作用是调动病人的主动性，提升独立思考和生存能力。如果不了解这一点，盲目制定标准、目标只能让他们停留在接受治疗的被动状态，反而让病人角色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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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平：
近些年来，咱们国家在物质上、技术上的进步是飞跃式的，但是文化和内心建设相对匮乏。体现在教育上，就是个性化的、差异化的教育严重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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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沛欣：
是的。医院在诊断精神分裂症时有一些标准，其中就包括一个叫做“知情意”的分离，也即情感与知觉分离，知觉与现实分离。但如果采用这样的标准，你会发现，好像我们身边随处都是这样的人啊？拿我自己做个例子，有时我已经很累了，想要回家睡觉，可是必须要给大家上完课，那这个阶段我就是分裂的。而那些被判定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们 ，有些“症状”与其说是“发病”，不如说是他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们本身的生理和心理是不痛苦的，甚至是安详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要介入进来，让这些症状“阳性转阴性”，以便让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让他们的家人安心。试想，我们谁又不是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呢？因此我认为，无论是学院派还是郭老师代表的原生艺术，所有的研究和努力最终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让全社会对精神类疾病和精神疾病患者有一个“新的定义”，让我们的社会更宽容，能换一个角度认识他们。比如，现在很多学术机构和社区合作，让精神疾病患者进入社区、回归社会，通过更多语言的、艺术的渠道来充分表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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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平：
这里我想特别说一下，孟老师提到在社区为这个群体提供绘画、音乐艺术方面支持的问题，现在的确有许多社区也包括医疗机构都引入了艺术治疗康复手段，但这些服务依然没有摆脱教条。如为病人的艺术实践设定过多的程序、标准和目标。我虽然不否定这种方式方法，但这肯定会限制艺术本该发挥的更多作用。因为艺术在心理治疗和康复中最大的作用是调动病人的主动性，实现对自身心理障碍的跨越和自我完善，提升独立思考和生存能力。如果不了解这一点，盲目制定标准、目标只能让他们停留在接受治疗的被动状态，反而让他们的病人角色进一步强化。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是艺术治疗就忽视医学的作用，我想强调的是不同专业思维应该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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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沛欣：
我赞同。我每天都会在教室里强调人生的两大知识体系，一个是外在的知识体系，一个是内在的知识体系。而现在我们往往缺乏的是后者。这样一来，我们艺术治疗的双方参与者，就变成了好像是一个没吃过梨的人在教一个吃过梨的人。但我觉得不要着急，要有这个耐心和信心，大家会慢慢赶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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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平：
建议大家多用一用直觉思维，用身心去感知一个事情，一个人。比如我听到一首曲子，就立刻感觉到它的主题是关于爱情的。我们今天的认知很多都停留在知识层面、理性认知的层面。大家都太“聪明”，用理性就足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了，但没有知觉的协助极有可能陷入片面和狭隘。久而久之，甚至还会让内心变得空虚、孤独、无情。其实，直觉可以打开我们的精神世界，挣脱束缚，让人的生命得以与更广阔的世界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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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沛欣：
但也有人说，在社会环境下，艺术治疗要采用一种非理性的直觉表现方式还是很难的，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
答
孟沛欣：
其实，可以鼓励他们更多地回归社会，不能拿您这里当永恒的港湾。
答
郭海平：
提倡这个群体融入社会是没有问题的，但前提是社会和公众的接受程度。在一些西方国家，社会宽容度较高，这个群体在其中也能找到他们的角色。但在我们国家，目前一味强调让一些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可能会造成对他们的二次伤害，因为我们的社会和公众似乎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答
孟沛欣：
所以，咱们也给各位想要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士提个建议，不要凭着一时的激情，要认识到为这个群体做事情是要有长性的。这一点，我非常有感触。很多年前，我以这个群体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其中涉及了 300 多个样本和持续了两年的干预行为。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社会上那么多事、那么多选题，为什么偏要这么辛苦地研究这一群病人？但我觉得，我这个岗位的作用，就是和郭老师“里应外合”，把这个群体的声音传出去，我相信，未来肯定会不一样。
郭海平艺术家，中国原生艺术拓荒者“。原生艺术丛书”主编，南京社区原生艺术工作室创办人。出版《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我病故我在》《中国原生艺术手记》《晒太阳：跨越二十年的艺术行动》等。先后获“感动南京年度人物”“南京面孔”“中国好人”等称号。
孟沛欣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心理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著名绘画艺术心理治疗专家，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会专业委员会艺术治疗学组副组长。是国内进行绘画艺术治疗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的第一位博士，曾以博士论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绘画艺术评定与绘画艺术治疗干预》填补国内艺术治疗领域的空白。出版译著《作为治疗师的艺术家》《艺术治疗实践方案》《艺术与视知觉》等。
文：健康报记者魏婉笛根据视频整理。内容素材由“亿派学院”提供。
编辑：管仲瑶
审核：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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